| 城隍神在民间被称为城隍爷,广东历史上曾经有哪些人物被称为城隍爷?随着在广州的广东都城隍庙修复开放,这个问题也为人们津津乐道。 广州城隍庙由来已久。宋类书《太平广记》收载唐人《传奇·崔炜》,说到广州城隍庙中有“五羊使者”,但庙址未明。宋元时期,城隍庙可能就是城中的五仙祠。明广州城隍庙创建于洪武三年(1370)。明廷规定,每年清明、七月十五日和十月初一为城隍拜祭日,在广州却是以七月二十四为城隍诞辰,相传这天是广州开始筑城之日。这是一个颇具地方性的举动,加重了城隍在广州人心目中的崇拜地位。 清光绪《广州府志》载: 城隍庙在布政司大街,旧称府城隍庙。知府主之。南海、番禺无专祀,附祭庙中。国朝雍正间,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请改为广东都城隍。然后巡抚、司道皆诣展谒。庙建自前明,日久倾坏。乾隆三十四年进士凌鱼集众绅呈请捐修,经始辛未之冬,落成于癸酉之秋。 据此,明代广州府城隍庙已在今址,清雍正年间广东观风整俗使焦祈年奏准改称,晋级广东都城隍庙。因焦祈年于雍正八年(1730)抵任至十年(1732),故奏准城隍庙升格事应在此两年间。 明代,朱元璋下诏将全国各地城隍庙中神主一律改为木牌,不祀具体人。清代,朝廷不再禁止百姓“指定一人为神”,让人感到城隍爷“实而亲之”,可畏可敬。1920年,广州市政厅辟惠爱路,广东都城隍庙拆剩下大殿、拜亭。1929年政府收管大殿等建筑,断了香火。1931年神像被砸毁。直到2010年,广东都城隍庙修复开放。 广东都城隍庙重新开放时,“刘王爷”成为聚焦热题。当时,庙内并立三尊城隍爷并标以字号,海瑞和杨继盛两位明嘉靖谏臣列于南汉开国君主刘两侧。三城隍共治一城,已属罕见,其中还有国君,事属蹊跷,引起议论。 唐以前,城隍神是自然神。自唐开始,将其与历史名人相结合,成了城隍爷。《崔炜》中的“羊城使者”,是史载最早出现的广州城隍神。以“鉴察司民”为职责的城隍神,在老百姓心目中十分威严,生前廉明清正的官员,死后才有资格做城隍。城隍神是阴间的在职官员,可以换任,但数位城隍神同治的情况却极为罕见。 见于文献,清代上海城隍庙也供奉着三位城隍爷。第一位是霍光,因此庙前身为供奉西汉大将军霍光的金山神庙,后改为上海城隍庙,霍光神像仍供于头殿,叫作“大房东坐前楼”。第二位是朱元璋指任的秦裕伯。朱元璋慕名请元进士秦裕伯出来做官,连下三诏,秦裕伯不情愿地出来做了个不管事的侍读学士,死后归葬故乡上海。朱元璋说,秦裕伯生前不肯做我的官,死后在阴间给我治理百姓,于是让他当了城隍。第三位是鸦片战争中抗英战死吴淞炮台的将领陈化成,上海百姓将其塑像抬进城隍庙纪念,与秦裕伯背靠背享受祭祀。三位城隍神各有来历,虽共处一庙却没有排排坐,正座是秦裕伯。对比之下,广东都城隍庙的三位城隍爷并列而席,算是特例。 2009年,广东都城隍庙准备修复,庙中神像引起媒体热议。 《广州城隍像“客居”祖庙40年?佛山文博专家称“此说可能有误”——佛山祖庙城隍像并非来自广州》称,传说都城隍庙内城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迁到佛山,供在祖庙内,其金身上刻有“广州城隍”字样,广州主事者有协商请回广州之动议。佛山文博专家出面说明,佛山本无建城,没有城隍,后来佛山镇发展了,居民希望得到城隍爷庇护,便举行仪式,象征性地让广州城隍庙将城隍行台设在佛山祖庙,佛山自塑城隍像,名义上获得广州城隍爷庇护。 《本报记者今早拜访城隍爷,身上无“广州城隍”字样》说是祖庙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庙中城隍神像。此像高约一米,由传统的佛山苎麻塑造而成,遍体漆金,但现场检视,并无“广州城隍”字样。 《祖庙所藏“广州城隍”可能并非主神“刘王”,或是其手下判官之一》说是据某“熟悉广州城隍庙历史”人士表示,该像身较小,极有可能并非广州都城隍庙主神“刘王爷”,而是其手下十大判官之一。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佛山于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重建道观万真观,适值当年大旱,饥殍遍野,遂在观左侧建一大慈堂,专祀无主鬼神主牌。雍正五年(1727),“游魂不安,怪异屡见”,于是到广州奉请都城隍神以镇抚之。此为佛山城隍行台之肇始。其时广州城隍庙尚未升格,所请的只是府城隍爷,佛山祖庙所供“广州府城隍主宰正直之神”牌位可为明证。 2012年某报刊发了曾任佛山博物馆馆长的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肖海明的文章《广州城隍、佛山城隍虽有呼应,却分彼此》,称佛山祖庙城隍像属于庙中二十四尊漆扑神像之一,均在佛山塑造,最早塑于明崇祯八年(1635),城隍像绝非从广州拿来。所谓“刘王手下十大判官之一”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 然而,“广州城隍庙主神城隍爷‘刘王爷’”的说法显然有着很关键的影响。“刘王爷”就在这不清不楚的“极有可能”中,堂而皇之地坐上广东都城隍庙正座。 广东都城隍庙三位城隍神升座排排坐,大概是仿照佛教三世佛、道教三天尊的排场,但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也令人对居中的“刘王爷”百思不得其解。 城隍等级本因城而异,王号都是人间帝王封的。洪武二年(1369)正月,朱元璋对礼官说:“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兹以临御之初,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封南京、北京等一批城隍神为王,定为一品,对府、州、县城隍神分别定为二、三、四品,级别在地方官员之上。但他很快觉悟,这样封下去,无以为继,且置王权于何地?翌年即下诏除去城隍神诸封号,只称某府州县城隍神,按部就班,返璞归真。规定城隍庙与同级官署厅堂规模相等、摆设相同,撤去城隍爷塑像,换上木牌位,原有塑像稀释为泥,涂在庙里墙壁上成云、山状。城隍是阳间统治者驱使的阴间官员,等级森严,充其量加冠晋王,岂有以国君身份任一地城隍神的道理。 另外,城隍爷洞察一切,惩恶扬善,先得自身有个好名声。凭什么让刘领衔坐镇都城隍?某报2013年《广州城隍庙供的是刘皇》一文泄露天机:“传说刘岩同刘备一般双手下垂过膝,骑射武艺样样来得,又精通占卜之术,故此由他坐镇城隍庙。”此说来自梁廷枏《南汉书》。不过,此类异相之说,本属古时为成功人士贴金之语,焉可当真。《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刘”条目称其“君暴政苛,以酷刑杀人取乐,淫侈无度,故民心愤怒”。《南汉国史》则较客观地还原了历史上的刘,说他“前期的励精图治使南汉国的国力逐步上升,岭南局势趋于稳固。但是随着帝位的确立与稳定,刘私欲愈来愈浓,奢暴的作风日益加重。到了晚期,刘排斥士人,亲近宦官,荒于政事。南汉国事日非”。晚年刘除了大建宫殿,极尽奢侈,更滥施酷刑,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南汉书》记载的刘生性残忍,以杀戮取乐,到了变态的地步: 素嗜杀,制造酷刑,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及汤镬、铁床诸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曰“水狱”;又下汤镬后加日曝,沃以盐醋,肌体腐烂,尚能行立,腥秽之气,充沸殿庭。每决事,垂帘便殿,有司在阶下屠脍罪人,帝必垂涎朵颐,若噏其膏肉气者。久之,复常,乃引罪人退。人以为真蛟蜃也。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蛟是一种巨大的龙,生活在深海之中,有着非常强大的力量和能力。蜃是一种巨大的鱼,能够变幻成各种形态,迷惑人的眼睛。因此,蛟蜃成为巨大和神秘的象征。这样一位被视为非人类的暴君,千年之后,竟然被抬上城隍宝座,真不可思议。 既不是暴君刘,“刘王爷”是否另有其人?见诸本地志籍,未见广州城隍有姓刘者。不过,孙卫明《广州都城隍庙》书中,有“刘大夏:不为人知的‘忠宣公’”一题,提到曾在广州城和从化生活过的清嘉庆年间广西按察使姚莹撰《漳州府重修城隍庙记》中的两句话:“世传京师都城隍为杨忠愍,广东都城隍为刘忠宣。”这两句话点出了一位叫刘忠宣的广东都城隍爷。 刘大夏,华容(今湖南省华容县)人,谥号忠宣。其父刘仁宅曾任广西按察副使。弘治二年(1489),刘大夏调升广东右布政使,政声很好。他奉命前往田州泗城(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凌云县西南)告诫肇事者,事情很顺利地解决。奉檄讨伐后山贼,下令只许活捉,验明为贼才杀,使一半人获得生还。官府钱库有名目叫“羡余”钱,名义上作为进贡皇上的附加税,从不记入账上。以前的布政使都毫无顾忌地将此项目下的钱塞进自己腰包。刘大夏抵任清点府库,羡余项下有前任未取完的一些钱。管库小吏依成例向他报告,说这笔钱不必记入账簿。刘大夏沉默了好一会儿,猛然大声喊道:“我刘大夏平时读书,有志于做好人,怎么遇上这件事就沉思这么长时间,实在愧对古代贤人,算不得一个大丈夫了!”于是命令把这笔钱全数入账,自己分文不取。 从化建县,县城择址横潭(今属广州市花都区新华镇),工程累年不就。刘大夏择人授役,一年功成,百姓永怀感念,康熙《从化县志·城垣志引》称:“考城垣为巡抚邓廷瓒委官所策,而父老相传创始于刘公大夏。” 刘大夏与广东名儒陈献章交往甚密。陈献章标榜自许,与高官感情交集不多,与刘大夏来往却特别密切,称赞刘大夏“爱民如子,守身如女,不要说在今人中,就是古人亦不易做到”。刘大夏常常乘着小艇去拜访陈献章。两人“泛舟厓门,吊慈元故址”,商议在大忠祠上方立慈元庙纪念厓山之役中赴海殉节的南宋杨太后。刘大夏调走时,将修祠之事委托广州府通判顾叔龙,终成其事。陈献章实践诺言,撰下祠记。 此后,刘大夏调任浙江左布政使等职,上三疏称病辞官归乡读书。弘治十三年(1500),廷臣纷纷举荐刘大夏,起用右都御史,就任两广总督。使者上门宣旨,刘大夏带着两个僮仆立即启程。两广民众得知他又来任职,欢欣称庆。他总督两广军务的这段时光,雍正《广东通志》载称“广人闻命,如婴儿之望慈母”。 弘治十五年(1502),刘大夏拜兵部尚书,屡次推辞未获准。明孝宗问及他数次称病而去的原因,他说:“臣年老又有病,看见国家民穷财尽,倘有不测,责在兵部,估量自己力不从心,因此而辞。”孝宗察知刘大夏正直严谨,办事熟练,国有大政大疑皆问于他,刘大夏也言无不尽。孝宗问及前言天下民穷财尽,说祖宗以来征敛有常,今日何以至此。他对答说:“正谓不尽有常耳。如广西岁取铎木,广东取香药,费固以万计,他可知矣。”他以广西进贡铎木、广东进贡香药为例说明征敛不当,孝宗采纳其建议,减轻了岭南百姓负担。 除上述人物外,乾隆十八年(1753),时任江苏巡抚的番禺人庄有恭应家乡之邀撰《广东城隍庙记》说道:“奉命巡抚吴中,闲览旧志,城隍之神,皆有庙号,赐爵指人一以实其神。……惟吾粤无之,于义犹古。”庄有恭说江南一带都是指定一位古人任城隍,只有广东无此做法,是遵循古义(即朱元璋的规定)的表现。广州城隍升格之后,至乾隆时尚未修通志、府志,而乾隆《南海县志》对都城隍庙无载,难怪庄有恭不了解广东都城隍有以人祀神之事。 不过,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刻本黄芝撰《粤小记》上,可见到有名有姓的广东都城隍爷:“世传粤之都城隍,向者杨椒山,海刚峰继之,今则倪文毅。或云今都城隍乃李恭毅湖。”这些广东都城隍人物当先后任于雍正八年至嘉庆二十三年(1730—1818)这近九十年间,有明人杨继盛(号椒山)、海瑞(号刚峰)、倪岳(谥文毅)和嘉庆时正在广东都城隍位上的清人李湖(谥恭毅)。 杨继盛,容城(今河北省容城县)人。兵部员外郎,《明史》本传称:“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他因上疏劾权臣严嵩“十罪五奸”,惹怒嘉靖帝而被杀。海瑞,海南琼山(明代属广东范围)人。他是鼎鼎大名的清官,以劝谏嘉靖帝获罪下狱,事迹老少皆知。倪岳,上元(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官至礼部、吏部尚书。《明史》本传说他“严绝请托,不徇名誉,铨政称平”,“善断大事”。“前后陈请百余事,军国弊政,剔决无遗”。李湖,字又川,南丰(今江西省南昌市)人,官至湖南、广东巡抚。清正严明,平盗有治绩,卒于广东任上。道光《广东通志》说他去世时,“粤民泣送归榇,填塞街衢如失慈母云”。这些人都是受到世人尊敬的铁骨铮铮的汉子,跻身广东都城隍之列当之无愧。 摘自《广州古史讲真》一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