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主编《禹贡》，首开现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先河
摘要: 在1993年顾颉刚百年诞辰之时，他的一名学生的话颇令人感动：“在以前悠久的时期里，地理沿革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而今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侧身于现代科学之列。今后新人辈出，历史地理之学当更能发扬光大。饮水思源 ...
| 相对于民俗学来说，顾颉刚与历史地理的结缘似乎更在情理之中。如所周知，顾颉刚是古史学研究的名家，很早便以此蜚声于学界。地理包括在古史之中，自然也很快进入了他的学术视野。 顾颉刚对历史地理的注重，实际上是在研究《尚书》的过程中开始的。《尚书》是我国幸获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是维护旧系统古史的帝系、王制、道统、经学四方面偶像的总堡垒。要攻破这座堡垒，到处遍布着困难与艰辛。连造诣之深如王国维，也不得不承认它“于六艺中最难读”，“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顾颉刚于1922年开始注意这部儒家经典，1923年5月胡适来信论古史时又提醒他“关于古文，最重要的是重提《尚书》的公案，指出《今文尚书》的不可深信”。从此，《尚书》研究成了顾颉刚毕生用力的重点之一，晚年更以《尚书》专家而著称于世。在研究《尚书》的《尧典》和《禹贡》时，顾颉刚就感到所遇问题很复杂，几乎要牵涉到中国古代全部地理。本来，在我国很早便有研究地理沿革的学术传统，有关地理的撰述都列于史部诸书之中。到了清朝，研究地理沿革的风气还曾盛极一时。但是，自进入民国以来，这种研究却衰落到极点，甚至连学历史的人也往往不知道《禹贡》九州、汉十三部是什么，唐十道、宋十五路又为何物。顾颉刚对此忧虑至重。他在大学开设“古代地理研究”和“《尚书》研究”时，更加体会到人们对历史地理知之甚少。1932年，为了加深自己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同时也为了培养一批这方面的人才，顾颉刚在北大、燕大两校改开了“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 当时，燕大研究生谭其骧毕业后，恰巧也在辅仁大学开了“中国地理沿革史”。这师生二人曾因研究《尧典》中的十二州与汉武十三部的关系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并深有收获，颇得教学相长之乐趣，一时传为学界的佳话。鉴于以往的经验，他们觉得，如果燕大、北大、辅仁三校学习地理沿革史的学生能联合起来，彼此交流，相互切磋，必能促进学业的进步。于是，在1934年2月，顾颉刚与谭其骧商定，以三校学生们的习作为主要稿源，创办《禹贡》半月刊。随后又组织起禹贡学会，会址就设在燕京大学旁成府蒋家胡同3号顾颉刚家中。一个以中国最早的系统描述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贡》为名称、以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为宗旨的学会就这样诞生了！ 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顾颉刚申述创刊的缘起：“我们是一群学历史的人，也是对于地理很有兴趣的人，为了不忍坐视这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书，所以立志要从根本做起。《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我们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这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我们一方面要恢复清代学者治《禹贡》《汉书》《水经》等书的刻苦耐劳而谨严的精神，一方面要利用今日更进步的方法——科学方法，以求博得更广大的效果。”其工作态度是：“只希望聚集若干肯作苦工的人，穷年累月去钻研，用平凡的力量，合作的精神，来造成伟大的事业”，“在这个团体中的个人是平等的，我们的团体和其它的团体也是平等的”，“绝对不需要‘是丹是素’的成见，更无所谓‘独树一帜’的虚声”。 禹贡学会的创立，本来只是顾、谭等人力求推进自己专业领域的学术发展而作的一种努力。可以说，《禹贡》半月刊是“古史辨”在地理方面的推展，是“古史辨”的延续。如史念海所言：“禹贡学会的组成实为顾颉刚先生从事古史辨的余波。辩论古史必然会涉及许多与地理有关的问题，而且亟须解决，这是组成禹贡学会的由起。”此为顾颉刚等倡办禹贡学会、发动历史地理研究的学术因由。 但是，学会诞生之日，恰值日本侵略者肆虐中国大地之时。所以，为挽救民族危机尽一份学者的责任，也是禹贡学会创立的原始动力。《禹贡》半月刊《发刊词》即坦言：“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是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则指出：“救国之道千端万绪，而致力于地理，由认识国家民族之内涵，进而谋改造之方术，以求与他国方驾驰骋于世界，固为其最主要之一端也。”1935年10月23日顾颉刚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到1937年中日之战一触即发之际，其《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画》中更明确表示：“本会同仁感念国是日非，惧民族衰亡之无日，深知抱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实未可以应目前之急，亦非学人以学术救国所应出之一途，爱纠集同志从事于吾国地理之研究，窃愿借此以激起海内外同胞爱国之热诚，使于吾国疆域之演变有所认识，而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禹贡学会从最初的由古代地理的学术研究入手，到后来的向民族史与边疆学研究的转移，正是顾颉刚们以学者的身份报效国家的明证！ 在顾颉刚的主持下（谭其骧于1935年前往广东执教，由冯家昇协助编辑《禹贡》），《禹贡》半月刊办得日益出色。最初每期仅二三万言，从事撰稿者还不过二十余人；不到两年，会员即增至二百人，篇幅扩至七八万言。1936年禹贡学会正式成立时，会员竟达四百多人。当时专业研究员有冯家昇、张维华、白寿彝、赵泉澄、韩儒林、史念海等，后来杨向奎、童书业又加入进来。随着学会和杂志规模的扩大与会员数目的增加，学会的活动已由单纯的编印《禹贡》半月刊扩展到组织边疆地理考察，编刊《边疆丛书》《游记丛书》以及绘制历史地图等活动。到学会创办三周年时，半月刊每期字数已增至十四万，每期印数也从起初的五百册增至一千五百册，内容涉及历代史地、边疆史地、本国地志、内地民族与宗教、地方志、历史地图、中外关系、外国史地、地理古籍、地理书目、地理学家事迹等方面。《禹贡》半月刊还相继出版“利玛窦地图专号”“西北研究专号”“东北研究专号”“回教与回族专号”“后套水利调查专号”“南洋研究专号”“康藏专号”“本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专号”“回教专号”“古代地理专号”“察绥专号”11种研究专号。《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1日创刊，到1937年7月16日出至第7卷第10期停刊，共刊载文章732篇，堪称1930年代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总汇。 禹贡学人“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课题，开辟了新的领域，把中国地理沿革的研究工作，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这是清人所不能比拟的”。禹贡学会的沿革地理研究不仅接续了传统的路数和模式，对历代地理志书进行考订与校补，还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和拓延，以“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为宗旨。禹贡学会组织的调查团对边疆等地的考察活动不仅已经使用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野外考察方法，而且其考察范围包括边疆状况、民族教育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等，已突破了沿革地理范围，而出现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政区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等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内容。因此，《禹贡》半月刊从第3卷第1期开始，其英文刊名由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以“中国历史地理”取代了“中国沿革地理”。虽然当时顾颉刚等禹贡学人眼中的历史地理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尚有不小的距离，但他们毕竟已经认识到沿革地理不同于历史地理，这就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了重要铺垫。 禹贡学会胜友如云，成果卓著，还引起了日本学界的注意，他们将顾颉刚们称为“禹贡学派的人们”。另有日本人歪曲事实，声称中国研究历史地理之风复燃，乃是受到王国维的影响，而王国维乃是“由日本史学培养成熟者”。当即遭到中国学者的痛驳，并明白指出：“禹贡学会的成立，从它两年来的工作和成绩所昭示，也就知道它是怎样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了。”时隔30年后的1971年，日本的地理学者成立了一个“《禹贡》目录编辑会”，出版《禹贡》的《总目次·索引》。其中除按卷期排列的目录外，还有各期“国内地理消息”“通讯一束”集中排列的目录，最后是“著者名索引”“项目索引目次”和“项目索引”。由此可见日本汉学界对《禹贡》的看重。 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不仅受到当时学术界的积极关注，而且对日后的影响亦极为深远。今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中坚分子多是当年的会员。例如，1981年创刊的《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学会机关刊物）共有两位副主编，其中侯仁之是顾颉刚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班上的学生，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史念海亦是当年直接受过他鼓励与指导的会员之一。至于主编谭其骧，不但是他在燕大研究院时的学生，且是他创办《禹贡》半月刊的副手。 顾颉刚本人在《禹贡》半月刊上发表论文近20篇，有关于《尚书·禹贡》一文的研究，也有古代地理、民族、史事的研究，还有当时边疆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同时，作为《禹贡》半月刊的首脑，顾颉刚负责为杂志约稿、编辑稿件、把握办刊方向、作《校后》和《编后》、为作者的文章写序言、联络会员以及为杂志筹款等。《禹贡》半月刊的《禹贡学会简章》《禹贡半月刊登载广告章程》《禹贡学会启示》《本刊特别启示》《本会纪事》《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赠书志谢》以及“通讯一束”中的诸多按语中，都灌注着顾颉刚的心血，凝结了顾颉刚的思考。而作为禹贡学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顾颉刚不仅制定学会的研究计划，还主持编印《地图底本》，这也成为学会“最值得注意的”学术活动之一。他还亲自赴河套地区考察，开现代古史学者从事田野研究的先例。 顾颉刚在历史地理方面的卓越成就和深远影响，赢得当今学术界的一致公认。20世纪80年代创刊的《历史地理》杂志的编者认为：“我国当代的历史地理研究，是在先生倡导下开展起来的。”“更重要的是”，他为亟需专才的中国“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学的专门研究”者，“为建立、发展这一科学扎下了基础”。杨向奎说：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中的大家名家全部出身于顾氏家门。在1993年顾颉刚百年诞辰之时，他的一名学生的话颇令人感动：“在以前悠久的时期里，地理沿革一直作为历史学的附庸。而今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侧身于现代科学之列。今后新人辈出，历史地理之学当更能发扬光大。饮水思源，颉刚先生当年倡导之功，当永铭于研究此学的学人心中。” 本文摘自王学典、李梅、孙延杰撰写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一书，2025年6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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