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介绍: 李春泰,男,教授,辽宁大连长海金州人,哈尔滨建筑大学毕业后去国家建委从事建筑设计与施工。八十年代开始进行苏联和韩国研究与教学工作;已经发表论著、译著等百余项。主要分布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建筑学会、建设部、中国企管学会、国家科委、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委员会等主办的刊物上,代表作有《文化方法论导论》、《科学形态论》和《至善建筑论》等。策划并主编了具有国际性的合作项目《当代学术新视野丛书》曾在多所大学执教。并担任硕导和博士论文评审专家。 其学术贡献主要有:给出形式逻辑之内涵与外延数量关系的解析表达;从苏联大哲学家凯德罗夫的数学公式开始解构其所谓带头学科理论;发现西方科学史之父萨顿的“时代”之矛盾,并提出以主导方法纬度的文化方法论;通过汉子研究,揭示珍藏在汉字中的科技思想,发现早在几千年前中国人已有了类似现代力学的若干思想;在《住宅科技》上发表《室内生态学——一个纲领性的说明》被誉为“室内生态学之诞生”之作;研究池田大作之摄影作品,并指出其“自然”之真意乃“万事万物”,故池田大作长期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摄影展《与自然对话》实为“与万事万物之对话“,这一观点在一些中文、日文、英文报刊上发表的多篇论文中得以反馈。 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汉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890-1995)对中国的科学技术思想极为尊重,他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1]改变了西方人的观念,使他们发现了一个新世纪,一个足以震撼西方人心灵的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历程的宝库。但是李约瑟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李约瑟难题”,他对中国有如此发达的(古代)科学技术,为什么现代自然科学不在中国产生颇感费解。 这个难题引起难以计数的议论,至今仍然不得其解。有的人认为东西方有性质不同的科学,西方的科学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易学,而易学强调的是辩证法,西方的科学更重形而上学[2],其结果是不少人因李约瑟难题而写了不少与易学有关的研究。还有的人认为,李约瑟搞错了,原因在于他用西方的观点迎套东方中国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科学所面对的是同一个客观世界,无所谓东方与西方;西方有科学文化,中国也同样有,因为它是维系一个社会存在的基本要素[3],只是两者表述方式不尽相同而已。 例如,对于自由落体运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为此他提出自然位置这一概念,他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物体因其性质不同而在空间中有一特定位置,只有一种物体处于这一特定位置时,它才会自然地停下来。对于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亚里斯多德把它与物体的重量联系起来,提出重者落得快,轻者落得慢,并且与其自身重量成比例的观点[4]。但是,他这种基于其四因说的哲学方式已被文艺复兴以后的学者所抛弃,因为它在逻辑上和实验上都是站不住脚的[5]。相反,中国的墨子却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了物体运动的原因。 一、机械运动的原因——东西方自然哲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动是動的简体字,这个字在繁体中是由“重”和“力”构成的。动被解释为: 事物改变原来位置或脱离静止状态;与静相对者;改变事物原来位置或样子。 我们知道,所谓动,就是变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人类凭其本能使这种现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特别是机械运动,万事万物之变化都离不开它,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变化都以机械运动为基础,因而至少在2000年前它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自觉意识之中。无论是东方的哲学家还是西方的哲学家都试图揭示这种运动的原因[6]。 西方在2000年间曾构造了很多体系解释运动,如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希罗(HeronofAlexandria)(G.Sarton,HistoryofScience,Vol.I,Baltimore,1927)、史特芬(SimonStevin,1548-1620)[7]、伽利略、托里拆利、盖里克(Ottovon,Guericke,1602-1686)、惠更斯、巴斯卡、马略特、笛卡儿、波义耳、胡克、哈雷等等。而牛顿为集大成者,他在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I.Newton,PhilosophiaeNaturalisPrincipiaMathematica,1686)中形成了一个力学体系,给出三条运动定律和一条万有引力定律,在以后长达300年的时间里,这种力学对运动现象的解释无可挑剔,它具有绝对的权威;以致于在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实验产生之后,当时科学界的权威仍对由牛顿所创建的物理学体系深信不疑,他们不仅不检讨当时的物理学理论,反倒把这两项划时代的科学实验贬斥为物理学晴空中的两朵乌云。直到20世纪初,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出现,牛顿力学才失去了昔日的地位[8]。 二、墨子与亚里斯多德 当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提出:力决定物体的运动速度,力大则运动速度快,力小则速度慢,没有力时则速度为零,即静止不动的时候,中国人对动的认识已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墨经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对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的独特解说,而且还可以看到今天弹性力学专家们正在求作的种种实验发现(中国力学家颜道岸教授在1992年滕州第一次国际墨学大会上的发言,尔后又在全国兵器学术讨论会上提到墨子在弹性力学上的实验,引起与会代表的高度重视),科学院的一位力学专家说,他们正在作这种力学实验,想不到2000年前,墨子已经作过了: 经下 均之绝否,说在所均。 经说下 发均悬。轻重而发绝,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 这就是说,物质的结构如果是均匀的,它就不会产生飞跃式的运动——继绝。 三、墨经与经典物理学 《墨经》中提出运动改变的原因力,比之经典物理学更为明晰;它没有把力定义为: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将其界定为: 经上 力,形之所以奋也。 “形”、“奋”比之“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可测度性,它可借“形”、“奋”之程度而衡量力之大小;“相互作用”不仅没有“形”、“奋”程度的标帜,而且作用的范畴亦不限定,因而没有把化学作用、生物作用等等排除在外,以致于使“相互作用”处于没有约束的模糊状态。 “奋”意义,按《广雅释诂》: 奋,动也。 这种解释并不确切,因为“奋”不是一般的运动,而是具有加速度的运动[9]。这比欧洲16世纪以前从亚里斯多德沿袭下来的观念——力是维持运动的原因远为先进。上述《墨经》的定义明确了力是改变物体运动的原因,这是西方人直到伽利略时代才领略到的[10]。 四、引无力 由于对动的原因在本质上有了正确的概念,所以,尽管《墨经》没有系统地把数学用于力学之中,但是对运动定律所表述的有关内容却基本上是正确的[11];同样地,基于对动的原因的正确理解,《墨经》提出了“引无力”,这是对万有引力或重力的重大发现。对于“引无力”人们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是从其对 经说下 挈有力也,引无力也 的区分来看,这里的“有”与“无”均指有无物体,“引无力”意谓着引力不是通过物体而传输的。事实上: 经说上 力:重之谓。下与重,奋也。 指的就是这种不通过物体而传输的重力,它导致了重物下落加速度。并且《墨经》说明了在无其它力之作用时,重物在引力作用下的运动轨迹: 经说下 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则下直也。 应为垂直向下。 五、动——改变运动状态的两种原因 汉字动本身的构造:既有一般的力,又有重力,它是中国古代先民对“动因”全面理解与概括的产物,是长期实践的总结和感性认识的升华。 我们的先民发现,有一种运动是通过“力”这种方式产生的,即通过“形之所以奋也”这种方式进行的。还有一种运动是通过“引无力”这种方式进行的。这种解释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似乎是把一般与个别混淆了,因为今天的“力”是一个普遍的观念,而引力、电磁力、强力、弱力都是特殊的力,是分别在不同时空尺度上起作用的特殊的力。但是在古代人们的知识眼界中,它们并不存在逻辑上的从属关系,而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力,因为引力作为动因与普通的力不同,看不到其“形奋”之变化的,所以才称“引”为“无力”也。所以,汉字中说有两种原因导致运动,并把这两种原因合成一个字“动”。 以上我们通过汉字“动”的考察,说明科学文化已融入了文字的基本单位之中,正像DNA融入细胞之中一样,它规范了中国文化的科学品质。同时,这也像DNA一样,它被携带而又不被察觉,以致于有很多人频繁地使用这个“动”字但并非了解这一层含义。据文字专家的研究,这个字早在青铜时代已经有了[12],而在“西狭颂”、“熹·公羊·文十五年”中这个字的写法已基本上同我们今天所认定的繁体字相同;在“老子甲后”与“孙子”中已近于繁体字。还有种种字体,其变化也许是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引起的,很值得研究,我们应该在汉字中更深入地挖掘中国的科学文化。 参考文献 [1]李春泰。李约瑟著作年表[J].哈尔滨师专学报,1995,(3),1995,(4)。 [2]李春泰。形而上学与现代科学的兴起[J].嘉应大学学报,2003,(4)。 [3]李春泰。科技文化的意义[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2003,(1)。 [4]亚里斯多德。物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5]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科学体系的对话[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6. [6]李春泰。论墨子与亚里斯多德时空观的差别及其意义[J].自然辨证法研究,1995,(8)。 [7]E.Mach.ScienceofMechanics[M]. [8]SirA.Eddington.Space,TimeandGravitation[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9. [9]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G.Holton&S.G.Brush.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1] 杨向奎。《墨经》中的时空理论及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贡献[J].社会科学战略,1978,(4)。 [12]徐无闻。甲金篆隶大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 原文刊发:《嘉应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