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 冯贤亮 ：二十年后再忆江南
摘要: 2022年深秋，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隆进先生的好意，决定予以修订重版。经过责编梁嗣辰的精心编校，终于形成了修订版。
|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于2000年秋天，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于2002年春天。2022年深秋，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刘隆进先生的好意，决定予以修订重版。经过责编梁嗣辰的精心编校，终于形成了修订版。 距离初版，本书已历二十载。期间学界出现了与本书研究主旨相关的大量论著，无论是史料的开拓，还是理论的归纳，都是我那时的研究条件无法企及的。但从问题思考与专题研究而论，作为二十年前的一项工作，本书还有一定的价值。在我个人而言，这不仅是最初从事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而且是我尝试学术工作的阶段性反映，敝帚仍需自珍。 1996年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即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先师邹逸麟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了五年硕博连读的学习和研究。 作为学术训练，邹先生让我参与国家历史地图集之北魏郦道元时代滹沱河水系等的复原及绘图工作，并赠我线装版的《王氏（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史料考证的基础。对于我的论文工作，邹先生的设想，是研究华北地区的乡村市镇社会，讨论那时已经热闹的城乡关系问题，并希望在可能的前提下，与江南的市镇社会史作一个比较。所以在1998年之前，我一直安心于华北平原的历史地理资料的搜集和专题文章的撰写，积累了不少资料。但在当时，令我感到为难的，是宋代以后到民国年间，我需要的华北城乡地区的史料并不充分，甚至在有些时段存在缺载的情况。 1998年夏天，我参加了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先生组织的江南乡村社会调查，重点在湖州地区，调查内容包括水利、民间信仰、市场流通、乡村聚落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他知晓我的家乡在明末有位绅士陈龙正非常有名，而且留下了一部《几亭全书》，史料价值很高。他建议我可以这个作为出发点，研究江南。 在2000年春天，我又陪同滨岛先生进行江南乡村社会调查。此次调查从湖州开始，一直来到了苏州市吴江县和嘉兴市嘉善县地区。滨岛先生特地提出到昔日费孝通先生作过农村调查的开弦弓村（即著名的“江村”）进行走访。就我个人所识，这样一个较为现代化的村落，在中国并不多，当然其中的历史遗迹自然湮没得也最快。费孝通先生在其名著《江村经济》中所提及的“北庙”“西庙”，已残破不堪，规模稍大的“北庙”还有刚刚被火焚过的残痕（2014年冬天与滨岛先生再度踏访这里时，“北庙”已经称“东永宁庵”，纳入当地宗教管理系统，修建得比较堂皇可观了）。我在给这些残庙拍录照片的同时，切身地感受到地区差异在社会控制形态上的不同，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探讨江南民间信仰与其内在秩序等问题时的最初认识。早在四十年前，滨岛先生就已注意到江南地区的“金总管”信仰问题，他在1998年于苏州大学举办的一次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近世江南金总管考》，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金总管信仰流布江南很多地区，但其最初可靠的传说，起源于嘉善县西塘镇的“七老爷”。当我陪滨岛先生至西塘镇造访七老爷庙时，滨岛先生十分激动。 2000年5月，在陪同爱媛大学藤田胜久教授前往苏州等地考察时，我的博士论文工作才开始未久。藤田先生专长秦汉史与水利史研究，在长三角地区的考察较为宽泛，从上海开始，经苏州、南京、杭州、绍兴，直至余姚河姆渡，我也借机领略了这些地区大量的乡邦文物和出土故址。 我的研究生阶段并不长久，学习也比较杂乱，但邹先生对我学术兴趣的不断转移，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使我有了更多的自由，研究方向很快转到了江南，并且有些盲目地认为，作为一个江南人，研究江南，在感觉上要比华北好得多，而且能延续大学时代的若干兴趣。邹先生平时工作比较繁忙，陆续发表的文章使我注意到他也比较关注长三角、江南，也频繁地使用水利、环境、市镇、生态、人文、政治等这些关键词，我觉得他比较有兴趣的课题，就在讨论人地关系、江南以及长三角发展等课题的思考与论述。邹先生同意我研究明清江南后，还送我与江南研究相关的重要参考书。比如刘石吉老师的名著《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就是他送我的（后来刘老师来复旦，帮我签了名）。这都使我十分感激！ 众所周知，江南地区历史文献积累丰厚，海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都会涉及我自认为“发现”性的认识或想法，让我深觉为难。经过近两年的辗转摸索，我将博士论文主题最终确定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不但得到邹先生的认可，后来也得到了以王家范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肯定，对我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论文的撰写，涉及一些专门的学术史和大量的资料采择，在基本谈不上信息化的时代，难度还是存在的，但我尽可能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搜取代表性的史料，毕竟同质性的论据实在太多了，没有必要全部引用。历史地理研究所当时在职的各位老师，从我入所学习以来，则以不同的方式，给我以关心和指导。 在论文撰写的最后阶段，我十分幸运地申请到了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青年课题的基金资助，为论文的顺利完成创造了良好条件。 论文完成后，曾呈请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教授、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北京大学的李孝聪教授、南京大学的范金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唐力行教授和苏智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张修桂教授、葛剑雄教授、曹树基教授、王振忠教授等审阅，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许多鼓励。 2001年春天，我到位于绍兴路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拜访朱金元先生。朱先生只是看了我博士论文稿的目录，即慨允论文稿纳入其负责的“学术创新”系列出版。对我这个晚辈后学，这无疑是一种奖掖提携，对我的学术成长提供了巨大助力，让我一直深怀感激！责任编辑吴书勇兄恰好是我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对我的研究长期比较关心，对这部书稿做了细致的校读，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意见，为其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劳。出版定稿中，对第五章与第十章中的一些繁琐考证作了很多删节和调整；增加了第七章，这是以前论文答辩前无暇完成的部分。邹先生为此书写了一个长序，既有鼓励，也有期望。 在高校正式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后，我从早期关心的环境史、水利史、灾害史等领域，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史、士绅社会史、家族文化史以及明清交替史等方面的研究，对博士论文中的一些论说与史料运用，有了新的想法或不同的思考，都已呈现于后来陆续发表的论著中了。博士论文工作期间的其他所想所得，有的早已付诸实践，有的交由我指导的研究生去探讨，有的还没有完成或发表。 在修订过程中，本书尽量保持与初版一致。正文除了讹误订正与一些必要的修改（主要是引文与注释规范的统一——如张履祥的《杨园先生全集》，原来我抄录的是乾隆刻本，2002年正好出版了陈祖武先生的点校本，为保持与附录中引文的前后一致性，此次修订统一使用了点校本）以及不少注释中长段的引述资料放置于正文表述中外，没有做大的更动。同时，删掉了一些现代地图以及书后的“主要参考文献”目录，增加了三个附录，即三篇专题论文，包括《史料与史学：明清江南研究的几个面向》《从寺庙到乡约局：明清江南的思想教化》《“国家元气”：明清时期的富户阶层论述与地方社会》，都保留了发表前的原作面貌，可以充实与本书密切相关的概念、思想与人群的论说。 江南研究中，不仅有经济繁华、政治文明、人群活动的讨论，而且还有生活文化的忆述。江南小镇市河中曾经的乌篷船，村落中已然淡去的烟火味，苏州老街黄昏中偶然听到的评弹小调，夏日乡间晚睡中成片的稻田蛙鸣，以及冬季午梦堂残墙内蜡梅暗送的清香，春天烟雨笼罩下田埂边散落的油菜花，都有令人醉卧江南、忘却惆怅的美好。将个人踏足的生活世界，变成钟爱的历史研究空间，已历多年。 岁月长悠悠，良辰却无多。当年指导我研究江南的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以及因为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而相识且邀我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的王家范先生，都已故去，我再也得不到他们温和的批评、热情的鼓励与诚挚的期望，何其哀哉！ 值修订再版之际，补缀数语，权为后记。 冯贤亮 2025年3月12日于上海 本文选自《明清江南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一书，2025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