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 钱婉约：时光深处的遗响中外文明的辉映

2025-5-29 09:42| 发布者: ibolan| 查看: 94| 评论: 0|原作者: 钱婉约

摘要: 《长安之春》是一幅丰富生动的唐代长安画卷，带着弥漫古城的花香，让读者在阅读中谛听时光深处的遗响，在唐代中外文明之光的辉映下，思考人类生活的历史和未来。 ... ... ...

　　译者简介：

　　钱婉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市中日文化交流史学会副会长，国际中国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2024年经中国翻译协会评选，获得“资深翻译家”称号。主要从事日本中国学及中日文化学术关系的跨文化研究，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及学术史研究。

　　《长安之春》，看书名，不熟悉的读者，很可能会以为它是一本散文集、诗集，或者小说作品吧？其实不然，它是一部史学名著。

　　它的作者是日本近代东洋史学者、长期担任日本东洋文库主任的石田干之助（1891—1974）。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史料考据、翔实的史学论析、新颖的历史见解。同时它又确实采用了散文和诗一般的优美语言，富有文学色彩和浪漫传奇色彩。可以说，《长安之春》既是一本史料丰富、史论超拔、文史兼长的学术著作，同时，又是一幅描绘长安城市生活、中外文化交流、世态人情风貌的立体画卷，是唐代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长安之春》从 1941 年在日本出版以来，备受读者喜爱，不断增补，又删减为精华本，有过好多个版本的同名书。到 1967 年，出版了增订版，作为“东洋文库”书系的第九十一种，这是它最全的一个版本。

　　说起来，这样一本有关中国唐代长安的史学名著，被翻译成汉语出版的时间却相当晚。自 2000 年以来，我几次提议翻译、出版此书，由于版权等原因，一直没有落实。后来清华大学出版社愿意接纳，向日方购买版权，我随即投入翻译，正式出版已是 2015 年秋。从日文版初次面世到中译本面世，间隔了七十四年。书出版后，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增印了五次，呈现出一时畅销的势头，其间还曾有过两种不同的封面。后因出版社向日本平凡社东洋文库购买的版权到期，才停止了印销。责编告诉我说，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热播后不久，该书就完全脱销了。

　　进入 2025 年，这本经久不衰的史学名著变成公版书了，出版社遂决定将它改版增订、重新出版。这对文史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真是一个福音。

　　趁本次新版，我做了以下工作。

　　一、对照日文原书，将译文重新通读一遍，纠正了初版中的个别字词错误，对译笔再加润色。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不仅对“信”的标准，兼之“达”“雅”的原则，都能有更好的落实。

　　二、应编辑要求，对书中个别的偏僻古语、诗文典故、历史名词等补作了注释。

　　三、增加了与内容相匹配的文物图片等。

　　四、收入当年完成翻译后所写的《石田干之助的东洋史研究》一文作为译者跋。

　　需要说明两个翻译中的处理原则：

　　一、《唐代风俗史钞》的“篇三”原文标题为“绳伎”，对应在全书目录上为“绳技”，正文中或为“绳伎”，或为“绳技”。译文将目录、标题统一为“绳技”，正文中“技”“伎”照旧。唯所引汉籍标题如《绳伎赋》《楼下观绳伎赋》《观绳伎》等，将文中“技”更正为汉籍原文“伎”。

　　二、胡人求宝故事十九则，日文原书根据《太平广记》等古籍译述而成，译者核对了古汉语出典，发现有部分文字出入或繁简不一，在此仍均按日文原著译出。例如，关于宝骨的价格，汉籍原文为“百千”“五百千”“一千万”，日语对译作“百缗”“五百缗”“一千万缗”（疑应为一万缗）。“缗”，古代用丝线将铜钱串起来，通常十个铜钱为一串，即一缗，亦称一贯，值一千文，译文按日语译作缗。

　　书中引用文献资料丰富，涉及历史故实繁杂。此次新版，尽管译者做了修订，错误之处仍然难免，还请方家批评指教。典藏版责编孙元元老师等诸位编辑老师，认真细致地一遍遍审读校订，在此对他们勤勉的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下面，简要介绍这本书的内容特点和学术价值。

　　第一，再现唐代长安的日常生活和宴饮娱乐。

　　《长安之春》引用大量唐诗及文人笔记，对唐代长安进行了复原性的描写。书的第一篇《长安之春》正是书名的由来，也是本书研究笔法的典型代表。文章一开始描述了长安城的春花——菜花、杏花、李花、桃花、棣棠、蔷薇、海棠、木兰……随着节气与物候渐次开放，直到谷雨牡丹盛开达到高潮、落入尾声的情形。

　　东墙正中的春明门连接着东市，是达官贵人重要的进出口，远道而来的遣唐使、西域使臣也是从春明门而入，进入长安后才居住在西市。站在东城的城墙上，可以眺望整个长安城。兴庆宫、大雁塔小雁塔不用说，东南角的曲江池正是贵族士大夫及其家眷们看牡丹的地方。赏花之情不仅是贵族之间，也不仅是在曲江池附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长安城各处都有看花的平民男女——“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车看牡丹”，这就是全书的第一篇，为全书铺陈了人物故事展开的具体场景。

　　书中的《唐代风俗史钞》《唐代宴饮小景》等篇，展现了元宵观灯，夏季避暑，还有西域传来的杂技、拔河、字舞表演等民情风俗。

　　仅举酒桌文化一例来看，“食毕行酒”是当时的宴席习惯，即先吃饭再饮酒；“酒至何人”，即轮到哪位客人，哪位客人就要当即饮下，然后依次到下一位客人；一桌人轮完一圈，叫作“酒过一巡”。我们现在常说的所谓“酒过三巡”，就是一席人依次喝完了三圈了。书中又介绍了酒桌上用来劝酒的“酒胡子”，是一种站不住的人偶——与“不倒翁”正好相反，把它放在酒桌上的盘子里，它倒向哪位客人，就轮到哪位客人饮酒。重要的是“酒胡子”的形象是胡人 —— 一个戴着裘皮帽子的、大胡子、高鼻碧眼的波斯人形象。读到这里，不禁令人好奇这“酒胡子”到底长得什么样呢？

　　另外，书中还记载了冰柱、龙皮扇、自雨亭、凉棚等唐人用来消夏降温的实用技巧，记载了长安的书店、藏书家、书籍装帧形式等唐代文化生活的一面。这些生活的智慧，很多因素都是从西域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借用移植而来的。

　　《长安之春》捕捉一个个生动的社会横截面，还原唐代生活的历史画卷。它满足了读者对于“唐诗与西域风情交织”的唐代想象，也激发了研究者进一步探索唐代文化、唐代中外交流的契机。

　　第二，捕捉唐代社会生活中独具特色的人物群体和风情。

　　以妇女与商人为代表。

　　《唐代的妇人》洋溢着女性的飒爽英姿，身穿男装、不尚化妆、骑马打球；

　　《长安的歌妓》描述了平康里三曲不同等级、各色歌妓的声色；

　　《当垆的胡姬》证明了胡姬——波斯（今伊朗）、粟特的女子存在于长安酒楼酒馆的事实，那些金发碧眼、服装独特、笑颜动人的女子与其转动的舞姿，是唐长安城胡风盛行的重要表现，延展到其他城市，也有存在。

　　“西域胡商重金求宝”的故事，极富传奇色彩。作者从《太平广记》等各种著作中，搜集了不同的胡人买宝物的记载，宝物是什么？定风针、夜明珠等。首篇发表以后，作者不断挖掘同类素材，一而再再而三，组成庞大的资料群，成为后来中国通俗文学研究、日本汉文学研究的一隅渊薮。

　　作者这些捕捉和书写具有独到鲜明的特点。

　　首先，妇女与商人在古代文献中，往往都是名不见经传，是中国传统史学所屏蔽的“记载盲区”，所以，作者所运用的文献资料就不可能是“史部书”，而多是从诗歌、文人笔记、传奇小说而来，不同维度的关注，导致新的史学视野和方法，这也是本书研究方法独辟蹊径的原因。

　　其次，书中所关注的研究主题，不是唐代长安生活中那些传承性的、常态的、相同的东西，而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唐代时期外来的、非汉族的东西，是外来因素融入汉人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面貌。如胡姬、胡商，但《长安之春》的主角仍然是汉人，是享受胡姬歌舞的大唐诗人墨客，是与胡商打交道的大唐官绅和庶民。

　　所以说，《长安之春》写出了中西文化交融下中国人不一样的面貌。

　　第三，总结性地指出了波斯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多方面影响。

　　书中有一篇《隋唐时期波斯文化流入中国》，波斯，从历史上来说，就是中国古代文献里的安息、波斯帝国。石田干之助从祆教、摩尼教、聂思脱里教（景教）等外来宗教，从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杂技等外来艺术，以及服装与化妆、饮食与酒、居住等衣食住诸方面，全面列举了隋唐时期中国受到来自西域波斯文化影响的历史事实。

　　另外，此篇也在附录中概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对西方的输出和影响。关于这个问题，石田的老师辈白鸟库吉、桑原隲藏等人，已经有更具开拓性的研究。比如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就都是在隋唐、宋元时期，向西传播，经由西域到阿拉伯地区，再经由阿拉伯地区，向欧洲传播发展的。

　　与这本书相关的研究，有中国的向达（1900—1966）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二人在书中多有互相引用和赞许。在二人基础上，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1913—1991，新译薛爱华）著有《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1963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中文书名译为《唐代的外来文明》（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更早的可追溯到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1874—1934）1919 年的《中国伊朗编》，书中记录了西域传入中国的植物、中亚的纺织品等。在欧洲，还有沙畹、伯希和、斯坦因等人的研究。

　　《长安之春》是一幅丰富生动的唐代长安画卷，带着弥漫古城的花香，让读者在阅读中谛听时光深处的遗响，在唐代中外文明之光的辉映下，思考人类生活的历史和未来。

　　钱婉约

　　2025 年 1 月

　　本文摘自《长安之春（典藏版）》，2025年4月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