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增建：计量史研究的新局面
摘要: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计量史研究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
作者简介 关增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文科与通识教育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常务理事、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从事科学技术史、计量史的研究，对通识教育和科学史的教育功能亦时有关注。在国际上享有较高学术声誉，被誉为“中国计量史界的双璧”之一。 中国有高质量的度量衡史，但在 21 世纪之前，却从未有过系统的计量史。这虽然令人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以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质量 标准化 计量百科全书》就由此认为，计量在历史上就是度量衡。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准确的，中国古代计量的内涵远非度量衡所能包容，它还包括时间计量、空间计量、地理测绘等等。古代社会举凡与测量有关的内容，均属计量史研究的对象，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是由计量的定义所规定的。对时间计量和空间计量的研究，在天文学史和物理学史已有深厚基础，对其发展梗概，这里不再赘述。 正是由于学术界有了丰富的度量衡史研究、有了丰富的对古代空间计量和时间计量等的研究以及大量相关的对古代社会的研究，这就使得计量史的问世成为可能。上世纪 90 年代，本书作者开始尝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计量史的研究。2000 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了笔者撰写的《计量史话》一书，该书是中国学术界明确以计量史冠名，全面研究度量衡史、时间计量、空间计量和计量社会属性等的中国计量史专书。该书的问世，为中国计量史的表述体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评说的模板。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计量史研究出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局面。先是《计量史话》一书的问世，继之，2002 年，丘光明的《中国物理学史大系·计量史》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度量衡史为主，同时增加了时间计量的内容。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计量史概念的进一步深入。2005 年，丘光明的另一力作《中国古代计量史图鉴》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图文并茂，中英文并举，它的问世，为普及计量史知识、向世界介绍中国古代计量提供了一种优秀读本。2005 年，笔者与孙毅霖等联袂完成的《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稿》一书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探究中国近现代计量史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使得中国计量史真正有了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脉络。2013 年，笔者的另一著作《量天度地衡万物——中国计量简史》，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该书突破了传统度量衡史著作见物不见人的习俗，将古代计量历史人物引入到计量史领域，深化了中国计量史的内涵。在 2017 年和 2021 年国家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的评选中，该书均顺利入选，分别被翻译成俄文版和意大利文版。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建立，都需要解决它面临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计量史也不例外。对此，笔者在进行计量史研究的过程中，除对计量史本身史实进行研究之外，还对计量史理论问题做了一些探讨，对诸如学习和研究计量史的意义、中国古代计量的社会功能、中国计量发展的历史分期问题等等，做了初步的解说。 历史分期问题是历史学的重要理论问题。对历史分期问题的研究，曾一度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但中国计量发展的历史断代问题，过去却从未有人探讨过。笔者经过自己的探讨，提出：中国计量的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传统计量和近现代计量两大阶段，包括 7 个历史时期。传统计量随着国家形态的发展而发展，至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基本形成，这是其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王莽（前 45—后 23）时刘歆（？—23）对度量衡标准的考订和对度量衡理论的阐发，标志着传统计量理论的成型，这是中国计量发展的第二个历史时期。 之后，传统计量进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漫长的调整和发展时期。明末清初，传教士进入我国，带来了西方科学，促成了一些新的计量分支的诞生，为传统计量向近代计量的转化准备了条件，这是中国计量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进入民国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度量衡标准的制订和推行，标志着传统度量衡制度和理论的寿终正寝，而新的计量制度由于战乱等多种因素，并未相应地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计量发展的第五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方面积极从事统一计量制度的工作，一方面努力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的计量种类，实现了计量事业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是为中国计量发展的第六个历史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计量在法制化的道路上，进入了标准化和国际化的新阶段， 进入了它的发展的第七个历史时期，即中国计量的现代时期。 除了对计量史理论问题的探讨，个案的计量史研究也大量出现。《中国计量》杂志从2002 年专门设立了《计量史话》栏目，刊载了大量计量史文章。有关学术杂志也登载了不少计量史研究的文章。中国的计量史研究，开始逐步登上国际舞台。2005 年在北京召开了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为计量史设立了专门的分会场，这在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历史上尚属首次，会上有 8 篇计量史论文进行了交流，其中包括中国学者提交的 3.5 篇（其中一篇是中外合著）。 2009 年夏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召开了第 23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笔者和日本学者松本荣寿 的提议下，会议再次为计量史设立了分会场，会上提交了 15 篇计量史论文，其中中国学者提交了 7 篇，占到了近半壁江山。2013 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第 24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笔者再度和松本荣寿联合申请并组织了计量史的分会场，有 10 位学者在会上报告了他们的论文，其中中国学者 8 人。2017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 25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笔者与德国学者赫尔曼（Konrad Herrmann）教授联合申请设立计量史分会场，再度获得会议组委会的批准。在国内，进入 21 世纪以后，在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的支持下，计量行业与高校联手，多次组织召开了计量史计量文化学术会议。此外，以度量衡史或计量史冠名的博物馆也相继出现，图 0-8 是 2017 年 10 月中国计量大学计量博物馆的开馆仪式。计量史后备人才培养也逐渐发展了起来，过去在笔者指导下一些以计量史为研究方向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了，检索近年来硕士、博士毕业论文，不难发现，国内高校毕业论文选题中属于计量史范畴的学位论文越来越多。2015 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新的科普与教育工作委员会暨计量历史文化研究会成立，由此，我国计量史研究队伍有了自己的学术组织。2015 年，笔者领衔的“中国计量史”项目中标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些，都标志着计量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计量史的研究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日本计量史学会前任理事长岩田重雄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探讨文明起源与计量的关系，对中日度量衡演变也做过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 年第 1 期刊载的由他撰写、关瑜桢翻译的《中国计量对日本的影响》一文，就是他的系列探讨中的一篇。该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度量衡尺度的具体比较，发现其历史变化趋势完全一致，证实了日本古代度量衡是中国度量衡传入的结果，日本度量衡在其演变过程中深受中国度量衡的影响。该文有理有据，论证令人信服，是一篇优秀的计量史学术论文。 此外，德国学者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赫尔曼等亦曾发表过多篇中国度量衡史的文章。傅汉思还与田宇利（Ulrich Theobald）一道，整理了中国、日本和西方的中国计量史文献索引，并编纂成书，公之于世。赫尔曼教授则将中国计量史置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下，撰写了《中国和西方计量发展的比较》（A Comparis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Metrology in China and the West）一书，该书已于 2010 年正式问世。在此之前，中国计量史已经走向了世界。《计量史话》的出版，引起海外重视，日本学者加岛淳一郎先生将其译成日文，日本计量史学会学报《计量史研究》自 2002 年起，以连载方式将其全部刊载。2016 年，在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的支持下，笔者与赫尔曼教授合作的德文著作《中国计量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Metrologie）在德国不莱梅（Bremen）已有 200 多年历史的著名出版社 NW 出版社（Carl Schünemann Verlag GmbH）以德文形式出版。德国计量协会杂志 Maβe & Gewicht、德国联邦物理技术研究院杂志 PTB-Mitteilungen 均向读者介绍了该书出版的相关信息。 整体来说，相对于中国科技史其他学科，计量史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计量史领域还有许多课题值得探讨。中国古人有着丰富的计量实践，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计量史料和器物，计量史的研究大有可为。发展中国的计量史学科，我们任重道远。 本文选自《中国计量史》，2025年 2月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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