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卡罗尔·格雷厄姆 ： 希望、基因、环境和大脑 ——我们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节选）
摘要: 幸福指标作为政策工具时，我们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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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许多演讲和学术著作的主题。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无畏的希望》（The Audacity of Hope）和类似的与希望相关的书名多年来一直出现在书籍封面上，包括我最近出版的著作《所有人的幸福？美国梦追求中的不平等希望和生活》。 然而我们真的知道希望是什么吗？我们对希望的理解是具体的还是只是一种直觉？虽然有许多相关的定义，但对于希望为何如此重要，人们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缺乏希望是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当然也包括当下美国所面临的问题。 现在有关于希望及其因果特性的学术文献不断涌现。我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下文引用的其他一些研究发现，希望与许多人群更好的未来结果息息相关，这部分是由与希望相关的面向未来的能动性带来的。相比之下，乐观主义更开放，有时是对未来天真的乐观。 正如斯科特·巴里·考夫曼（Scott Barry Kaufman）所写，“悲剧性乐观主义”（tragic optimism）是在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悲剧中寻找意义，对我们来说比简单地逃脱黑暗并试图“保持积极”更好（2021）。乐观是一种普遍的信念，乐观主义者认为事情会好起来；希望是一种信念，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可以通过 采取某种行动让事情变得更好。因此，存在绝望的乐观主义者和充满希望的悲观主义者［布鲁克斯（Brooks），2021］。 这些文献出现的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主观幸福感较强的人一生过得更好，通常寿命更长，在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得更好，并且拥有更好的社交生活。希望是幸福感的一部分；它是一种认知情绪，也是对未来生活的评估。然而，与越来越多的关于主观幸福感其他维度的研究相比，经济学中关于希望的文献很少，希望未被经济学视为幸福的一个独特维度。然而，我对它及其因果特性了解得越多，就越相信它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维度，而且它也许是生命历程意义上最关键的一个维度［有关所有维度的详细定义，请参阅斯通和麦基（Stone and Mackie），2013］。 我们最了解的主观幸福维度是评价性幸福。它通常通过生活满意度问题来获取，受访者从一般意义上评估他们的生活。世界各地的人们、国家和文化关于生活满意度的决定因素非常相似。收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那些赤贫者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能力要差得多，而且收入水平较高的人通常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 情况（也有一些异常值）。健康与收入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而自由、创造力、就业和社会关系（后者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因为快乐的人更有可能交朋友和结婚）也是重要因素。在世界上大多数人中，在控制收入和健康变量的前提下，个人年龄与生活满意度呈U形关系，在中年时达到最低点，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上升，直到大约75岁。这个结果存在是由于选择偏差，因为快乐的人往往比不快乐的人活得更久。 关于更高水平的生活满意度会带来什么影响的研究不断增加。除了寿命更长之外，幸福的人工作效率更高，不太可能做出危险行为，例如吸烟和不系安全带，并且更有可能无私地信任他人，更有可能寻找能带来目标感和自主权，而不仅仅是收入的工作。相比之下，享乐幸福反映的是瞬间情绪和日常经历，而不是认知评估。它代表从满足和微笑到压力，以及焦虑、愤怒和沮丧等各种情绪。与生活满意度不同，它不能用从零到十的一维尺度来衡量。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必须分开衡量，例如，满足感并不等同于压力。虽然积极的情绪和行为（例如微笑和满足）与生活满意度密切相关，但消极情绪（尤其是愤怒）却不然。 享乐幸福与收入的相关性远不及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在到达某一点之后，更多的钱不会让你的心情更好，也不会让你更享受与朋友在一起的时光，而更多的钱可以让人们在生活中做出更多的选择，而不仅仅是满足基本的需求。此外，由于享乐幸福反映的是瞬间情绪而不是生活的机会和选择，它的因果特性较少（尽管高压与更糟糕的长期健康结果相关）。 心盛幸福（Eudaimonic well-being）明确地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概念化，即拥有有目标感和意义感的生活，它与评价性幸福有类似的决定性因素，包括收入、健康和就业。所有这些因素都赋予人们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的能力，是关键变量。然而，国家间的差异是心盛幸福与评价性幸福有所不同的一个重要 领域。研究者认为有意义感和有目标感的生活似乎更受特定文化特征的影响，而不是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在许多国家，例如英国、新西兰、加拿大，甚至在美国的一些新的官方调查中，幸福指标越来越多地被纳入政策中，作为对其他进步指标（例如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补充。可以说，它是衡量社会温度的工具，包括压力、愤怒、乐观和绝望。英国和新西兰等一些国家也将这些指标纳入财政部和其他政府部门运作 中，以确定优先事项并为成本效益分析提供信息。 地方层面也做出一些努力，利用这些指标来设计和评估干预措施，以应对个人和社区层面的绝望情绪。这些措施需要谨慎实施；需要注意解释其性质和目的，以及评估所依据的尺度。需要重点强调的是，幸福衡量并不是政府为了告诉人们如何获得快乐的工具，而是政府利用人们对幸福的自我报告作为政策制定的工 具，提醒政府优先考虑社会幸福而不是只考虑经济目标。 如上所述，即使在心理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我们对希望的了解和相关文献还远远不够。不过，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即希望具有认知、情感和能动性，这些属性对于面向未来的行为非常重要，并将其与乐观、意愿和期望等相关维度区分开来。如果希望确实对人们的未来结果有较大的影响，那么当社会要以 幸福指标作为政策工具时，我们就需要更多地了解它。 作者简介：[美]卡罗尔·格雷厄姆（Carol Graham），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教授，专注于幸福科学研究领域。 译者简介：祁涵，深圳大学金融科技学院副院长，香港科技大学博士。 |
